一
１９０５年时候，沙俄王朝召开过一个有名的会议，史称“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此次会议之所以传之久远，既不是因为它与会人数多、规模大，也不是因为它内容繁杂、会期持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它的荒唐滑稽。
会议其实就一个主题：讨论是否成立国家杜马。当时
本来，对于朝廷来说，成立杜马无非就是多设个机构、多几笔开支，并不算个太大的事，但这牵扯到放松思想禁锢、言论钳制的问题，就不能等闲视之。沙皇尼古拉二世担心的是，阀门一旦松动，言路一旦放开，是否还控制得住局面，是否还收得紧？这个让“人民代表”参与的叫“国家杜马”的东西，是否会影响和侵害沙皇的专制与独裁？沙皇惯常挥舞的臂膀是不是还能如过去那般有力？是不是还能和过去一样，他指向哪里，全国人民就冲向哪里？犹豫不决了好一阵子，他决定召开一次朝臣会议。为此他亲自选定了一批被认为是忠心耿耿、在维护沙皇利益上绝对没有其它杂念的心腹大臣。
在彼得堡新落成的彼得戈夫宫二楼大厅里，朝向海滨的窗户全部敞开，四十九把软椅排列整齐，上面坐着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召来的与会人员共四十九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会议，他对面第一排坐的是职务最高的大臣和他最喜欢的顾问。
会议开始。尼古拉二世首先颁布旨意：此次会议非常重要，所有与会者必须严守纪律，自始至终任何时候都不得泄露秘密，违者将予严惩。他接着问道：
“鉴于此次会议属于国家绝密，是否不作会议记录？”
大家意见不一。力主成立国家杜马的内务大臣布雷金坚持认为，严守机密和作不作记录是两码事，即使不作记录，如果有人想使坏，也一样会把内容捅出去，为了维护会议的严肃性，还是依惯例作记录为好。
于是尼古拉二世责令御前大臣冯・希尔登布兰特作速记记录，一式两份。
按照尼古拉二世钦定的程序，首先由有关大臣阐述成立国家杜马的必要和好处，然后展开讨论，分析利弊。讨论首先从他最关心的事情开始：罗曼诺夫王朝几百年的传统，沙皇本人的权力是与上帝相联系的，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沙皇的话就是法律，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理。拟议中的国家杜马一旦成立，会不会影响沙皇的绝对权威和侵害他个人的这种独裁权？
为了打消皇上的顾虑，农业及土地管理大臣什瓦涅巴赫赶快站起：“陛下，上帝自己也要服从他用绝顶智慧制定的管理宇宙的法令――同样，陛下的法令，也由陛下您自己来解释，您放心，您批准成立的国家杜马肯定也得听您的，我们不会让杜马对您有任何束缚。”其他几位力主成立国家杜马的大臣也连连称是。
在讨论中，赞成成立国家杜马的观点逐渐为多数接受，但有一个前提：沙皇的绝对权力必须保持不变，并且要形成文字，列进条款，昭告全国。继之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明确沙皇个人权力一如既往不可动摇的规定，是放在向全国发布的成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中呢，还是放在作为国家杜马成立的基础《杜马法》中？不少人认为放在哪里都一样，但也有大臣提出：《宣言》发布后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而《杜马法》却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的，所以还是放在《杜马法》中好。
尼古拉二世一锤定音：重申沙皇权力不可动摇的规定就放在《杜马法》中。
接着又有一项提议被通过，即所有代表在进入国家杜马之前必须宣读誓词，内容是：“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誓，我是我们伟大君主的忠实臣仆，我任何时候都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的君主，保证履行和完成伟大君主托付给我的任何职责和任务。”
就要进行另一个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了――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人才能被选入国家杜马，成为国家杜马成员？这时有人提醒：草拟中的《杜马法》第５４条第４款有一个规定：“没有文化的人不得进入国家杜马”，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内务大臣布雷金赶快解释：就是说，那些不识字，因而在国家杜马中无法起到应有作用的人，不能被选进杜马。
然而此观点一提出就占了下风。
斯季申斯基：文化的概念有很大相对性，而且可以做出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实际上，在农村的一些老年人中，他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是年高德劭，阅历很深，而且很会处理事务，如果在文化上加以限制，他们这一阶层的代表就将不可能进入杜马。
纳雷什金、帕夫洛夫斯基、布德贝格都支持斯季申斯基的意见。
布雷金：不能允许那些无法阅读需要杜马审议的文件的人进入杜马，他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韦尔霍夫斯基：杜马成员在就职时必须在誓词上签字，这就是说，他们至少必须会写自己的姓名。不然，这个程序怎么进行。
纳雷什金：这没有关系。没有文化对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妨碍，不会写名字他们可以画三个“十”，或者让其他成员代签。没有文化的乡长比有文化的乡长更善于处理自己复杂的事务，也更容易引导和管理。
布德贝格：不能阅读文件，可以让别的人读给他们听，他们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行。没有文化，或者文化越少，越少乌七八糟的想法。
皇帝陛下：我同意这种看法。这种没有文化而具有良好世界观的农民往往更朴素，更纯洁，往往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更多的理智和生活经验。
帕夫洛夫斯基：应该把那些有文化的，或者稍有文化的人看作是道德败坏、不良分子。这些有文化的人，最会把别的人引入歧途……这种人对于他们周围的人常常是一些害群之马。
皇帝陛下：要将第５４条第４款删去，至少在成立初期应该删去。继续往下讨论。
如果不是当年那位名叫布雷金的内务大臣坚决反对不作会议记录，也许外人根本就无法详细了解那个“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如果不是那位名叫冯・希尔登布兰特的认真负责的御前大臣的白纸黑字（据说会议结束不到半年，德国情报部门就获悉了会议记录内容，并予全文发表，尼古拉二世为此还查办了很多人），也许人们很难相信这些赤裸裸以愚民为目的，透着邪恶与阴谋的字眼会是从那些口口声声为俄罗斯百姓谋利益，被人民顶礼膜拜、要人民无限忠于的“救世主”嘴里吐出来的。
能证明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愚民心态的，除这份“彼得戈夫宫秘密会议”记录，还有一些他的“御笔亲批”。
奥洛涅茨省省长报告：他们那个地方学校越来越紧张，少年儿童没地方上学，“地方自治会正筹措资金，争取再开办一批国民学校。”尼古拉二世批示：“在这方面大可不必过分匆忙。”
土尔加斯边区督军洛马切夫斯基在报告中说：“为吉尔吉斯人办学是没有好处的。”尼古拉二世批示：“同意此观点。国民教育部严加注意。”
沃洛格达省省长报告：地方自治会想削减教堂开支，以增加国民学校的经费。尼古拉二世批道：“此举令我甚为不悦。”
托木斯克省省长在报告中提议：“不仅要在城镇，尤其要在乡村多建教堂”。尼古拉二世在页边上批道：“此说正合吾意”。
波尔塔瓦省长在报告中讨好说，无论在教堂学校还是在国民学校，他都严令校方，教学大纲中少学些文化知识无妨，但务必多向学生灌输“严格遵循东正教教义和无限忠于伟大的沙皇”的思想。尼古拉二世欣然批道：“甚好。此两项原则应是每个俄罗斯人心灵中所固有的，维护这些原则是真正开发我国民众智能的保证和需要。”
哈森坎普夫中将从阿斯特拉罕报告：“市立中学已有人满之患，迫切需要再开办一些中学，而且条件也已成熟。”尼古拉二世御笔一挥：“学校要办，但无论如何不要办中学，要办就办技术学校。”（《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苏〕卡斯维诺夫著，贺安保、黄其才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二
我们不能不佩服孟德斯鸠。他在二百五十多年前对专制和独裁政权特点的论述，今天读来依然精彩。“专制国家的教育寻求的着力点是降低民众的心智。”“在专制国家里，只是把恐惧置于人们心中，把某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般的知识灌输给人们。当权者知道，知识导致危险，竞争足以招来祸害。……所以，在这种专制国家中，从某些方面来说，教育等于零。它先掠夺人们的一切知识，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看似知识的东西。”
专制和独裁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民众的恐惧和无知。恫吓打击一部分人，把他们列为敌人，就像希特勒对党徒劳希宁说的“要是没有了敌人，我们就得再造一些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然后再安抚笼络另一部分人，使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充满恐惧，人人自危，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在“伟大”和“万能”的独裁者面前诚惶诚恐，高唱颂歌。然而这还不行。这只是法宝的一半，或者说是其中一个法宝。另外还有一个法宝，就是尽量让民众无知。专制政权对民众的要求是绝对服从，而且这种服从还不能仅仅在口头上，还要“禁其心”，即从心理上控制民众，要求民众从心理上绝对服从。这除了推行愚民政策，努力降低民众的心智，别的手段无法达到。古希腊神话，丘比特准备控制谁，就先将他的理智剥夺。文盲游离于政治之外，这是列宁的名言。不具备一定的知识修养就不善于分析、联想和思考；没有分析、联想和思考，对各种倒行逆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不容易产生歧义和怀疑，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一个人，只要让他目不识丁、远离知识，他就永远无法特立独行，永远是一个忠顺的臣民；这样的人越多，专权者就越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人处于蒙昧状态，他就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什么是思想自由，什么是思想禁锢；什么是政治文明，什么是社会扭曲；什么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什么是精神催眠和精神控制；什么样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才有利于人类的成长和进步，什么才是人类苦难的背后原因和真正缘由。没有理性的人们最容易产生盲从、迷信和狂热，把胡说八道当宗教信条金科玉律，只信从专权者的言说和命运的安排。这样的人越多，独裁者的宝座就越稳，就越能无法无天随心所欲。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所有专制政权和独裁暴君对知识、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敌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人类历史上不绝如缕各式各样的文字狱和以种种理由对知识的贬损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才看到两千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才看到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晚希特勒上台不久即发生在柏林的震惊世界的一幕：在柏林大学对面菩提树大街的广场上，从各处查抄来的堆积如山的书籍被付之一炬，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接着各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焚书日”，焚烧书籍的滚滚浓烟接连不断在全国各地升起。
俄罗斯第一代沙皇伊凡雷帝是人类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性情暴戾凶狠，喜怒无常，嗜杀成性，劣迹斑斑。在他统治的三十几年里，俄罗斯的百姓没有逃脱过一天的饥饿，没有得到过一天的安稳。他诛杀无辜，近乎疯狂，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不放过。有个大臣曾经是他最信任的人，御医送上的药须先经他品尝，每夜都在沙皇的寝宫内接受密诏。后来这位大臣无端遭到怀疑，伊凡雷帝先把他召进宫来，亲切地与他议论朝政，而就在同时，他已下令血洗了这位大臣的府邸，将家人奴仆悉数杀死。还有一位叫费多罗夫的大臣，因为受到百姓拥戴，遭到伊凡雷帝忌恨，在一次朝臣会议上，他突然走下宝座，强迫费多罗夫穿上自己的皇袍，给他带上皇冠，然后向他躬身礼拜，并高呼“向全俄罗斯伟大的沙皇致敬！请从我这里接受你那朝思暮想的尊荣吧！”如坐针毡的费多罗夫手足无措，旁边的大臣以为沙皇在开玩笑，有的甚至大笑失声，此时伊凡雷帝猛然脸色一变，大声喝道：“既然我有权把你立为沙皇，我同样有权把你从皇位上拉下来！”说着抽出匕首刺进了费多罗夫的胸膛，因为用力过猛，刀把都插进去了。为折磨政敌，伊凡雷帝别出心裁，先诱骗政敌的儿子杀死父亲、弟弟杀死哥哥，然后再以弑父罪、弑兄罪将儿子和弟弟杀死。边疆有座叫诺夫格罗德的城市，常与瑞典人、波兰人进行贸易，他怀疑这座城市有叛国图谋，进行秘密血洗，五周之内屠杀了六万多人。
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病危的夜里，无数的俄罗斯人为他祈祷，难过得不能成眠，克里姆林宫四周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当传令官登上红墙阶梯宣布“沙皇晏驾”的时候，俄罗斯人为这位“干练的君主、坚毅的柱石和万民之父”悲痛欲绝，哭倒一片，哀嚎声把莫斯科城都震动了。
法国作家亨利・特吉罗亚在《一代暴君伊凡雷帝》中感慨万端地写道：“暴君正是以恐惧和愚昧控制民心。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俄国人一方面对沙皇这位所谓的‘在世耶稣’怀有宗教的崇敬感情；同时对自己的宿命愿意盲目地忍受。俄国人越不明白自己所受惩罚的原因，就越愿意相信沙皇是上帝的使者。他们不是奋起反抗厄运，而是为之敞开大门。他们认为，恶也像善一样，只要超越他们，就都必然来自上界。”享利・特罗亚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无端遭到怀疑、受“尖桩刑”的贵族，那根锋利的尖桩刑具已从肛门插进体内，必须承受２４小时的痛苦折磨才能缓缓死去。就在这痛苦无比的２４小时内，这位贵族抓着妻子儿女的手，举目望天，气若游丝地反来复去说着一句话：“忠于沙皇，忠于沙皇，伟大的上帝啊，请保佑我们的沙皇吧！”那态度虔诚得让人心灵发颤。
三
任何形式的专制政权和独裁暴君，都是以竭力贬毁、羞辱和蔑视文化和知识的价值，歧视和仇视知识分子，推行愚民政策为特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专制政权和独裁暴君在贬毁知识、迫害知识分子、推行愚民政策时候都如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那么拙劣和直白。
尼古拉二世不是个聪明人。这在当时就有公论。几乎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认为，凭他的资质完全不适宜做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统治者。他虽不能说是缺少心眼傻瓜一个，但的确智力不高，思想肤浅平庸，缺乏分析力和判断力。这从他的业余爱好也可看出来。他喜欢在相册上剪贴照片，玩多米诺骨牌，锯木头；喜欢听大臣讲笑话，看的书也必须是消遣的，引人发笑的，最好带有插图或漫画。作家契诃夫说：“客观地对他进行评价，至多是一个普通近卫军军官的水平。”“让他治理帝国，就像让一个只知道乘法口诀的人去解微积分。”但他在推行愚民政策上却无师自通。他对知识分子时时刻刻怀有的那种戒备和敌视心理，完全是专制制度下独裁者的一种本能。据他的总理大臣谢尔盖・维特的《回忆录》记载，有一次尼古拉二世巡幸西部各省，在一次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个地方官员无意中说到了“知识分子”一词，引得他无名火起，大发雷霆：“给我闭嘴！我多么讨厌这个字眼！”好大一会儿都余怒不消，又忿忿补充说，他正在考虑如何将这个字眼从俄语词典中彻底删除。
绝大部分专制政权和独裁暴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的愚民政策都是卓有成效的。不记得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么个情节：一个人被主人派去送信，信的内容就是要收信人杀死送信的人，令人感慨万端的是送信的人不识字，乖乖地把信送到，乖乖地被杀死，临死之前还为主人祈祷。尼古拉二世钦定《杜马法》，就是权力者愚民政策的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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